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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残酷的边疆:19世纪美洲土著缘何急速萎缩?

归档日期:04-21       文本归类:麝牛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本文节选自《美洲五百年:一部西半球的历史》,作者:[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译者:余巍,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边疆加上边民,构成了一个美丽新世界。19世纪的美洲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边民和扩张中的新国家之间的冲突的历史。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总是以有利于侵略者的方式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这段历史讲述成一个简单的道德寓言。在冲突中,族群不存在优越和劣等之分,既没有纯粹的胜利者,也没有单纯的受害者。例如,对于征服原住民并从他们手中夺取草原的历史,最好将其理解为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原住民的帝国主义者对阵入侵的帝国主义者。

  当欧洲人引进了牛和羊,让这里的可用肉类储备量倍增时,北美大草原和南美草原的历史才真正开始重合。欧洲人带到潘帕斯草原和与之类似的其他草原的马群至少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原住民接纳了它们,并为适应它们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结果导致了更高效的狩猎文化、牧民社会和能够控制大片草场的掠夺性帝国主义的崛起。在18世纪中叶,这些转变首先出现在潘帕斯草原,当时,智利南部令人钦佩的阿劳坎(Araucanos)战士在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保持了有效的独立性,其他一些地方的首领开始从他们[1]身上吸取大规模首领制的经验。在内格罗河和科罗拉多河(Colorado)两条大河上,“潘帕斯草原的阿提拉(Attila)”卡卡波(Cacapol)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当选的战争酋长转变成一个世袭的君主。和他的儿子“勇士”康嘎波(Cangapol)一道,他组织起利润丰厚的原驼毛皮贸易,组建起规模大小符合首领地位的后宫,培养出成千上万的战士,这威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给到访的耶稣会士留下深刻印象。

  到18世纪末,北美大草原上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现象:苏族的崛起。他们以前生活在森林里,18世纪转变成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方式。凭借崇尚暴力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帝国主义伟大的细菌盟友—天花—的帮助,他们从基奥瓦人(Kiowa)、夏安人和克劳人(Crow)手中夺取了布拉克山(Black Hills),使之成为他们的“肉食储备库”。他们掠夺了密苏里河上游的农耕定居社会。最先给大平原(Great Plains)带来帝国主义的并不是外来的白人,白人的到来只不过为已经成形的苏族帝国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

  其结果可想而知。潘帕斯草原和大平原上的原住民帝国主义者的新敌人拥有不可战胜的军事技术;在19世纪晚期,他们和拥有军事优势的帝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达到有史以来最大。约翰·波普将军(General John Pope)发誓要将苏族当作“疯子或野兽”一样灭绝;事实证明苏族人在战场上竟然很难被击败,却在持久的消耗中被压垮—他们的土地被铁路切分,他们的保留地分崩离析,他们的族群不断遭到惩戒性屠杀的侵扰。用牛当施舍品就收买了其中的幸存者。同样的残忍也为阿根廷解决了相应的问题。在达尔文主义提出之前,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2]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认定,阿根廷的土著族群注定要被白人竞争淘汰,“从地球表面消失”。在19世纪80年代,胡利奥· 阿亨蒂诺· 罗加将军(General Julio Argentino Roca)的机枪实现了他的预言。

  同时,位于西半球的极北和极南的边疆之地正在减少。除草原以外,最能反映美洲这两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是苔原和针叶林。大美洲是一个不对称的半球。它的大部分陆地位于北部,而大部分人口却生活在南部。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北美更寒冷。整块美洲大陆越是接近并深入北极,越是呈扇形向外扩散,而随着向南极靠近则逐渐变窄。西半球仅有的冰原居民就生活在北美。不过,在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和火地岛部分地区,有一个满是矮小的灌木丛和白桦林的冰冷世界,与北美相应地区的环境具有直接的可比性。这里是一片相对较小的区域,更为开放,与邻近环境的文明接触更为广泛。北美苔原带被北方森林严密环绕起来,而在南美很少有这种环境。北美地区拥有各类南美没有的陆地大型猎物物种。驯鹿和麝牛首先将狩猎族群吸引到这一纬度带,它们在主宰北方森林最北端的说阿萨巴斯卡语(Athabaskan)的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原驼一直都是火地岛和巴塔哥尼亚地区居民主要的陆地蛋白质来源,直到欧洲的家畜到达这里。在北美的某些地方,可采到铜和陨铁用于制造工具。在北美洲的北纬55°附近,湖泊和海洋资源为森林提供了补充,使这一地区为其原住居民提供的资源的丰盛程度胜过南美洲南纬55°附近的地带。

  西半球人口稀少的南、北极地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吸引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在北美,人们要寻找西半球首批来到此地的人类移民的历史证据及其原因;在南美,正是在大陆最南端,达尔文见到了火地岛土著印第安人(Fuegian),从而开始思索人在进化演变中的地位。火地岛印第安人对寒冷的无动于衷令达尔文感到惊讶,他们能裸身忍耐寒冷,而同样的温度则使欧洲人不得不穿上能找到的所有衣服。这让他思考,他们的新陈代谢是否早已适应了所处的环境。如果是,那么他们很早就完成了这种适应:考古学家在海拔2000英尺[3]以上的高度发现了人类定居火地岛的最早考古学证据。在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冬天的温度都徘徊在冰点附近,夏天会达到80华氏度(约27摄氏度),这种气候比纽约要温和得多,而且比巴塔哥尼亚南部也舒适太多。火地岛的冬季没那么难熬,有较多的雨水,牧场更加青绿,原驼也较为肥硕。

  达尔文根据自己在火地岛的观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两个种族相遇时,他们的行为就像两个物种的动物。他们会互相斗争。”这座岛屿后续的历史冷酷地阐明了他的信念,即在这样的遭遇中,“白人种族”总是会赢得适者生存的斗争。在19世纪80年代,冲积砂金被发现,牧羊业兴起。当地原住民阻挡了这些财路,为了消灭他们,专业的杀手登场,比如失败的淘金者、“白种印第安人”胡利奥·波珀(Julio Popper),以及一个名叫麦克伦南(MacLennan)的神射手,他捕猎印第安人按每人1镑收费,一年内便赚到412镑。萨姆·伊什洛普(Sam Ishlop)是最成功的杀手之一,经常对他的受害者施以酷刑,还专门干强奸谋杀未婚女子的勾当。殖民地政府管理者堂而皇之地认可这样的活动,把它们看作略显不幸的必要之举。分别在1889年和1896年组建传教团的萨勒斯长老会(Salesian Fathers)在阻止杀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却仍无法保护原住民免受同样致命的疾病的伤害。堪称楷模的布里奇斯(Bridges)家族用自家拥有的农场向陷于危难的原住民提供了类似的避难所,但这远远不够。1880年,根据传教士的估计,塞尔克南人(Selk’nam)[4]和奥什人(Haush)仅有3500人幸存,另外幸存下来的还有约7500名“独木舟民族”,即雅马纳人(Yamaná)和阿拉卡卢夫人(Alakaluf)。1924年,只有84名塞尔克南人仍然在世。到1980年,只有一名塞尔克南后裔幸存下来,还有大岛(Great Island)上的5名梅斯蒂索混血儿[5]。因此,美洲这片环境特殊的地方,通过对达尔文产生的影响,给全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观念冲击,最终又印证了一段美洲共同的经历:欧洲的入侵,原住民的毁灭。

  [1]阿劳坎人是南美印第安人,生活在智利中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谷地和盆地。

  [2]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社会学家,1868年至1874年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4]塞尔克南人又称奥纳人,是分布于智利和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火地群岛的印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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